其二，诉讼标的之基础事实（而非诉讼标的本身）被生效判决所羁束。

在依宪治国中，党的领导和依宪执政是相辅相成的，二者是一个有机的统一。而法治的权威与宪法的权威是密不可分的，二者有着非常紧密的依赖关系：法治权威是宪法权威的具体化，是宪法权威实施的形式要件。

此外，宪法作为根本法还有其他方面的独特性，如宪法效力与普通法相比具有最高性，就是宪法的效力高于其他法律，当其他法律与宪法抵触时自然不能发生法律效力。任何法治都与相应的政治理论相契合，或者任何法治都依赖于一定的政治理论。深而论之，在法治实施层面上要让宪法动起来，要让宪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变成实实在在的法治实践。是否违反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尽管在法治体系的概念之中并没有提到宪法，然而在法治体系的构型中，无论是动态方面还是静态方面，都与宪法天然地联系在一起。

⑥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6页。(33)根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建议，2015年7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其中规定：为彰显宪法权威，激励和教育国家工作人员忠于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加强宪法实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者国家任命的公职人员，以及各级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任命的工作人员在就职时应当公开宪法宣誓。因此，司法机构对于国家任务的实现尤为重要。

环境治理已然成为现代国家任务的主要议题，宪法对于国家任务的变迁和环境事务的经验与事实应当有所回应。就目标定位来讲，基于我国的发展阶段、政治过程和立法认知，不宜采用法国与德国式的精细化、封闭性与全面性的环境法典编撰。[28]大体来看，环境事务通过三种形式表达于不同的宪法文本中，第一种为权利入宪的形式，即将公民享有良好的环境与健康的权利规定于宪法之中，这种良好环境的享有权受宪法的保护，并通过基本法律等予以落实。到了20世纪后半叶，以资本主义工业的扩张与能源危机之间的矛盾为开端，面对工业化的风险与社会急遽的变迁，政府不得不对社会需求的认知进行更新。

基于这样的认识与实践的发展需要，应当在宪法中明确载明国家的环境任务。关键词:  国家任务 环境宪法 环境国家 环境法典 从立宪原旨主义来说，在某种程度上环境治理与宪法相癥牾。

①第9条第2款规定了国家在自然资源利用与保护方面的义务，并且对社会公众破坏自然资源作出禁止性规定。[56]环境教育是公民教育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环境教育是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提高人们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能力的关键。美国宪法序言只有制宪目的，德国魏玛宪法规定了国家任务，我国宪法序言规定了国家任务。同时，司法机构也具有审查行政机构行政行为合法性的宪法依据。

对于现代工业化国家来说，保护国民免受风险已成为国家观念与国家任务的重要部分，并且被认为是政权合法性与政府权威的基础，这从根本上要求国家任务的观念与国家行为方式的改变。[18]无论是古典自然权利哲学，抑或自由主义权利理论都坚持认为权利与自由是国家存在的前提、基础与目的，而不是相反。与其他国家宪法相比，其为比较完备的宪法装置，因此，我国环境宪法形成的看法不无道理。[52]在立法层面对国家政策进行宣示，表达国家对生态环保的重视，这对于实现国家法律体系的绿化具有重要意义。

[14]制宪目的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国家存在的目的，美国宪法序言只有一句话，即是明示制宪目的：我们合众国人民，为建立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提供共同防务，促进公共福利，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本宪法。纵观我国宪法中关于环境保护的规定，我国的环境宪法已经成型。

宪法环境国原则作为法规是否合宪之审查基准及界限所在，同时也是在审查立法者在国家保护义务下是否因不作为而违宪。[16]这是国家任务对于国家权力的积极性要求。

五、代结语：宪法秩序下的环境法律愿景 宪法秩序表达的是这样一种思想，某个时期会存在一套相当稳定的制度，国家重大决策都可以通过这种制度得以持续作出，而且经由原则来指导这些决策。宪法的实施必须协调多元利益，达成重叠共识。环境法治与环境法律体系是宪法精神的具体化，当前，我国环境立法已经由以数量和内容填补空白的起步阶段，步入了实现立法体系科学化的发展阶段。[47]环境议题的呈现是政府、专家、公众、工商业集团、环保非政府组织和媒体间的复杂互动。在设立有宪法法院的国家机构设置中，这类司法机构还可以将行政机构或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法规等法案宣告其基于违反宪法而无效，或者决定在个案中不适用该违宪法案，这被认为是确定国家机构行为合宪的必要程序，判定宪法落实的必要设置。公民们愿意用这样一些原则来指导他们的共同生活，这些原则，因为它们符合每个人的平等利益，可以获得所有人的经过论证的同意。

[32]按照传统的观点，自然资源保护也属于环境保护的范畴，因为环境法和自然资源法具有趋同的法律保护客体、共同的法律调整对象、相互融合的法律调整方法。自1979年以来，我国环境法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环境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但环境法律制度对社会关系调整达不到建立与维护环境公平正义的要求，与新时代对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要求存在明显差距。

[50]吕忠梅课题组：《绿色原则在民法典中的贯彻论纲》，《中国法学》2018年第1期，第12页。宪法序言具有宪法约束力，虽然不是规范的制度体系，但国家与社会生活不能偏离宪法序言对国家任务的设定，国家公权力的运行务必要注意到国家任务的转变，在涉及发展的问题时，新发展理念与生态文明建设都会使决策应有不同于以往的考虑，在国家目标的追求上，富强不是惟一的方向，应同时兼顾到和谐美丽的目标。

第26条关于环境保护的一般性规定。英国宪法在其演进过程中，通过不断地对权利进行保障解决了国家治理中的难题，从而受到思想界与法学界的高度推崇。

这对于宪法的整体架构与规范体系有重构的效果，如环境任务与公权力的关系，环境任务与公民的基本权利之间的关系等。行政机构在宪法设定的框架内，一方面执行由立法机构制定的法律与立法机构的具体决定。最后，环境法典的总体框架包括环境法的基本理念、目标定位和体例选择。2018年宪法修正案，对环境保护更是有了质的提升。

[10]给付要求国家积极作为，就环境事务提供国家保护与风险防范，持续改善环境质量，这是环境国家的基本内涵。2004年宪法修改人权入宪正式完成了人民权利与利益保护成为宪法基本价值的转变，突出了人权在国家生活中的坐标与功能，使人权从一般的政治原则转变为统一的法律概念和具有独立规范价值的宪法原则，预示着国家价值观的深刻变化。

[20]韩大元、林来梵、郑贤君：《宪法学专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40页。[21]制宪会议经过长期的深思熟虑，终于建议人民接受至今仍然治理着美国的那部基本大法。

同福利国家一样，环境国家也是对现代经济负作用的反思，但其路径更宽泛与多元。与本款平行的前两款规定的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方向与发展方式。

司法机构在专业性的环境事务治理中也应当更多地尊重行政机构的专业性，以行政处理为优先原则，如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的设置即为此项考虑。以环境法典化为方向，形成生态系统整体观下的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的法律规制系统。2018年宪法修改之后，我国宪法层面的环境保护法规范体系形成了以宪法序言中国家任务为统领，总纲中单行的环境资源国家保护义务为内容，国家机构中的生态文明建设职责为保障的环境宪法规范体系。我国宪法的环境条款最早规定于1978年宪法，第一章总纲部分的第11条第3款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

[35]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人民日报》1954年9月16日，第1版。[3](台湾地区)陈慈阳：《环境永续过程中之法制缺漏与新制度之建构：以环境救济法典之建构为任务》，《清华法治论衡》2012年第2期，第16页。

部门宪法可以连接国家宪法与社会生活，使国家宪法的思想与规范依宪法秩序在社会生活领域一一展开，将文本的规范宪法变成活的社会宪法体系。2018年宪法修改，以生态文明国家任务与和谐美丽国家目标统领生态环保宪法体系，形成环境宪法，这既是认识论上的自觉与宪法法理的逻辑转变，也反映了国家发展模式与发展方向的转变。

我国1954年宪法设置了总纲、国家机构、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以及国旗、国徽、首都四个部分。在早期，环境事务入宪并非法律确认的结果，应被视为社会运动及政治压力推动的产物。